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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最有资格谈大学问题?陈丹青认为:大学生!
来源:点击次数:时间:06-09-24 21:46:00

 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陈丹青自2000年回国执教至今已有6年,在这段时间内,他参加过无数场关于教育、教育改革等方面的主题会议。但是在参与的过程中,陈丹青发现,类似这样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场合却看不到学生的身影、听不到他们的声音。

  在一次学院的讨论会议上,陈丹青甚至提出“为什么不能听听学生的意见,学生在哪里,年轻人想些什么,你们这样种种做法,学生没有人知道”。但是没有人回答。很显然,教育者不给被教育者发言机会,双方都已非常习惯了。

  日前,北京风入松书店举办关于“教育改革中的学生选择”的座谈会,并邀请了陈丹青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、《体制迷墙》的作者熊丙奇,及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同学们共同参与。

  不说话的一代

  改革开放初期,所有青年人都非常活跃、大胆活泼地表达自己的想法,陈丹青将其称之为“热乎乎的一个场面”,他甚至认为,“文革”虽然是灾难的时期,毁了这一代年轻人,但他们也是敢于说话的一代年轻人。

  对于陈丹青的疑问,熊丙奇认为,大学生已经没有本我、没有快乐的“属性”,也没有办法想做自己的事情。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,他们变成一个考研的机器,考各种证件的工具,没有选择。

  熊丙奇说,高校里面有很多的所谓高等教育研究员,他们很多时候不说大学教育问题,因为他们是现代体制的设计者。而真正解决体制问题的应该是政府。如果没有政府的努力,每个学校和个体都是非常局部的行为。但是,如果仅仅是政府说话,而最大的群体——学生都没有一点声音的话也不行。

  最有资格说教育有问题的,应该是生活在其中的人。而生活在这个体制中的最大的群体就是学生。

  如何说话

  陈丹青认为,现在有三种学生,其一,不知道还有权利说话;其二,不知道该说什么;其三,不知道跟谁说有用。陈丹青表示,不必拘泥于这些教条,可以用自己的方式,也可以等待。陈丹青说:“李敖曾说过,就要找一个快乐的表达,他还说所谓自由主义,包括言论自由是一个反求诸己的事情,不要要求这个社会自由,不要要求别人自由,要求你自己自由,要求自己自由就要有学问、好好读书。”

  陈丹青讲了一个老北大的故事。1917年左右,傅斯年、罗家伦、顾颉刚都是北大二三年级的学生,由于他们的学问都非常的好,所以常有老师被他们“驱逐”。有位历史教员就是被他们赶走的,傅斯年从教员的讲义里挑到了20处错误,于是他们几个就去找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。听到傅斯年等人的反映,蔡元培只是说,你们回去吧。过了几天,教务处便通知这位老师不要上这门课了。甚至连胡适也差点遭到“弹劾”。

  陈丹青说,当时的老师和校长是这样的水准,是这样一种关系、这样一种办事情的方法。“而现在,我也非常相信在智商上、人格上、在青春的骚动里面,现在的北大、清华学生中也有这么聪明、智慧的人。问题是你们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和校长。”当然还有学生们敢不敢说。

  教育是否失败

  现场有同学提问,现在的大学教育是否失败。陈丹青回答:“我没有权利说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。如果说是失败的话,就是我们不愿意承认失败。出现问题,不去面对,且不承认,就已经失败了。”

  话语权和国家的文化背景、历史都有很大的关系。熊丙奇表示,现在的孩子从小学直至大学的10年里,家长一直都在告诉孩子一定要听老师的话。如果有孩子常向老师提问,就会被别的同学说“爱表现自己”“喜欢出风头”,大家会把这样的同学孤立起来。

  于是,很多的学生习惯了不再去争取,主动地放弃。但需要注意的是,这样做首先是在老师面前“示弱”,老师讲什么就听什么。学生根本不会为自己争取任何的权利,哪怕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没有办法争取。

  熊丙奇说,2004年,有规定不让学生在外面租房子,有的学生举双手赞成。“我觉得很奇怪,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出台,都会有很积极的学生和干部站出来说这个事情非常好。而另一部分反对的声音则完全听不到。”

  在熊丙奇所接触的学生中,很少有据理力争的。如学生发现问题,而且问题很麻烦,对今后会造成很恶劣的影响,他马上就不说话了。这样会产生一个连带的效应,很多人都不说话了。熊丙奇说:“BBS是一个很好的表达平台,虽然有些学校的老师会封、会删。但是应该坚持不懈地利用这个平台。如果只要遇到一次问题便后退,第二次也会退后,那么就会永远节节败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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